2060年实现碳中和是一个宏伟目标。

据估计，中国目前全年碳排放在100亿吨左右，2060年实现碳中和意味着我们要在40年时间里把净碳排逐渐减少，最终归零。同时，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系统，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例在85%左右，而且这个能源系统还将持续扩张，碳中和要求把这个系统倒过来。所以，未来清洁能源特别是风电、光伏能源，会有极大的提升空间，以清洁能源为主的路径也是明确的。

那么碳中和与碳达峰又是什么关系呢？总的来说，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比2030年碳达峰的目标更具约束力。碳达峰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为可以把峰值定得很高，之后再往下降就行。但是加上碳中和目标，特别是有时间节点的碳中和目标，碳达峰就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会导致峰值后的碳中和成本非常大。所以，为应对气候变化，碳中和更有约束力，也更有意义。

实现碳中和目标要解决的难题，难度在于成本，技术进步是为了降低转型成本。

    一、多用市场化手段

如果把电力看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的产品就是电，成本就需要反映在电价上。近几年电价一直没有上涨，管控较紧，因为电价跟粮食一样，影响面很大，从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高质量追求角度考虑，只能稳电价，不敢轻易涨。其实政府仍然有可为的空间，比如通过碳交易和电价改革提升耗能成本。

电价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个现实：气候越来越不稳定，电力系统由于大规模风电光伏介入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些因素都会推高电力系统供应的实际成本。对于电力系统来说，成本上升，电价稳定不动的话，电力系统将无法消化转型成本，要么靠政府补贴，但长期来看政府肯定吃不消；要么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抵消成本，但是空间也有限。因此，还是需要依靠相对市场化的手段解决转型成本。

当然，市场化的手段不是简单地转嫁成本，而是通过市场化的价格信号，改变产业的格局，推进相关的改革。我目前比较看好碳交易市场和电力市场改革，使得碳价、电价都尽可能反映供需和成本，抑制需求，优化资源配置。

    二、全面节能+全球应对

从需求侧来看，以往的节能目标主要还是围绕提高能源效率展开，比如降低单位GDP能耗。今后必须更明确节能的定义，包括提高清洁能源效能，以及循环经济。

再下来是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能耗高、碳排放量大的重工业部门，应该成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这些部门本身也要逐渐将碳中和成本纳入财务计算指标。

从全球范围来看，如同贸易全球化促进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未来碳中和也将通过全球化应对来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推进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全球化浪潮。贸易全球化主要基于经济利益，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化重在责任和贡献。而且，由于碳排放造成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排放地，而是可以转移，所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全球化应对，逆全球化和贸易战即使不会改变碳中和政策的基本方向，也肯定会改变政策力度和速度。

    三、消费者积极参与

中国目前的环保政策多倾向生产侧，这并不是说消费者不重要。生产和消费碳排放同样重要，政策之所以倾向于在生产侧发力，只是因为更容易些。如果能很好地控制人的消费需求，也能倒逼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消费侧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市场化制度下，如果消费者随着收入提升不断增加高耗能产品的消费，往往会在总体能耗量上抵消生产侧技术进步带来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使总排放量难以下降。可见，消费者控制消费，低碳消费，比如绿色出行，也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要让低碳消费成为趋势。不管对于企业或个人，如果把碳中和成本加进来，供需两侧都会影响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这需要提高全社会对于碳中和的认知力和执行力。

政府的减排政策设计不能只抓住供给侧，也要兼顾消费侧。提升消费者低碳支付意愿，对自己的消费行为负责任，进而倒逼企业进行低碳生产，这也有大量的工作可做。

    四、城市做先行者

最后，我也很希望一些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厦门等城市能够站出来，率先提出各自城市的碳中和目标节点。全国碳中和目标2060年实现，城市必须先于2060年。

尽管现在越来越多企业，特别是轻能源企业，会站出来提出企业自身碳中和的时间节点，但是相比而言，城市的碳中和目标更有实践和政策意义，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包含了消费者、城市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整体如何配合行动。城市要先行动，也因为大多数的碳排放来自城市，而且城市的激励措施容易进行，数字化程度也高，能更清晰地记录政策的成本和效果。

总之，我始终认为城市应该做扎实的研究，能够负责任地站出来，提出自己城市的碳中和达标节点，并围绕碳中和从生产侧、消费侧、基础设施等方面率先开展系统性的工作。这既有很好的实践意义，还可以为其它城市今后的碳中和方案提供借鉴。

（“北大国发院”微信公众号  2021年6月1日）